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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周刊:DV-电影民主化?

  DV,一部数字视频机,降低了影视拍摄的技术和价格门槛,颠覆了曾经被少数人所垄断的影像话语权,为个人用影像进行自由表达提供了可能。这股蓬勃兴起的民间力量,向官方制度化制作权威发起了猛烈挑战

  孙志强惯常在下午3点左右出门。出门时,他惯常会带上那台SONY DV。自从去年买了它之后,只要出门在外,孙志强总和它形影不离。

  那天风很大。北京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沙尘暴袭击,空气中弥漫着沙和草根的咸腥味,世界被裹在一片昏黄之中。孙志强拨开DV的按钮,把镜头对准了漫天狂沙,对准身边每一个拉紧衣领、匆匆而过的行人。他说:“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,我要把它拍下来,看看镜头里的北京是什么样子。”

  像孙志强这样的“DV一族”证实了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一句话:任何媒介都是人身体器官的延伸。50年前这样的判断曾引起学界嘲讽乃至猛烈抨击

  “上帝每天都在造人,他刚把人造出来,就被魔鬼给吃了。可上帝不管这些,继续造,魔鬼则在旁边不停地吃。最后魔鬼都不耐烦了,说:‘你造那么多人干什么,不都得被我吃吗?’这时,上帝突然回过头来,满含热泪地对魔鬼说:‘你总得让我有点事做吧。’”

  你总得让我有点事做 当被问及“为什么喜欢用DV拍东西”时,孙志强调侃地给出了这个“消极”答案。

  在成为“彻底的DV狂热者”以前,孙志强其实有份还算不错的“事”做:在新疆一家国企里当工人,工作单纯而又清闲。四年前,热爱摇滚的他放弃工作来到北京,住在东北旺一个叫树村的地方。那里因为聚集了上百名摇滚歌手,而被称作中国的“地下摇滚公社”。

  “我们是一个不被了解的群体,是人们心目中的边缘人、怪物。来来往往的人,看我们的目光都是‘猎奇’式的。”孙志强讲了一件令他难忘的事:曾经有位记者来树村采访,临走时丢下一句话——这些人怎么都跟练了似的?

  这句话让孙志强很难过,他说他们不是“垮掉的一代”,而是和所有人一样,爱父母兄妹,有爱情、友情和社会责任感,“骨子里仍旧传统”的群体。“其实无论边缘或是主流,都是一种常态,我们不过是表达思想和声音的方式不同罢了。我没想过要向主流靠拢,但需要被别人感知,需要沟通和理解。”

  DV,就成了敏感而忧郁的孙志强自我表达和倾诉的有力武器。他不加矫饰地记录身边的一切:树村的摇滚“村民”、表情漠然的路人、野地里奔跑的动物、甚至毫不起眼的农家房屋,所有事物在他的镜头里都变得清晰而鲜活,有了崭新的涵义。

  “DV是很个人的东西。单就持机姿势而言,每个人都有不同,就更别说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了。” 孙志强说,与集体创作表演的摇滚乐相比,个人化的DV是更适合他的一种表达方式,可以展现他全部的精神和思想。

  孙志强已经拍摄了500多盘素材带,其中以身边搞摇滚的朋友为主要拍摄对象的DV作品《自由的边缘》,在DV圈中颇有影响。

  “现在我特别忙:拍片、看素材、后期制作、与别人交流,每天都很充实,彻底摆脱了以前那种虚无的精神状态。”孙志强说:“也许我们的镜头还很幼稚,甚至是粗糙的、笨拙的,但再过二、三十年,回头看这些片段时,你会发现没有一个镜头是多余的,它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真实的生命轨迹。”

  每一个周六晚上7点,清华大学东门外的“盒子”酒吧里便开始人头攒动。“独立电影”、“DV”、“影展”这样的词汇,从人群中频频闪现。

  这里是北京独立电影制片者的聚集地,DV“发烧友”的“大本营”。北京实践社把民间的影像爱好者召集起来,每周末在此举办电影沙龙。

  实践社负责人羊子告诉中国《新闻周刊》,自从去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了中国首届独立电影节以后,许多专业的、非专业的人士,都纷纷加入到DV拍摄队伍中来,目前实践社已有6个DV拍摄小组共100多名成员进行创作。在沈阳、广州、上海等城市,也出现了类似实践社这样的民间电影交流沙龙,一股DV创作热潮正在全国各地蔓延。

  “在以前,电影是‘贵族的艺术’,拍电影的人也是为人所景仰的、高高在上的。然而,DV的出现,把电影的技术门槛降到很低,人人都可以拍电影,人人都有了影像表达自由,影像第一次走进了民间,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。”

  在羊子看来,电影不仅仅是艺术表现形式和意识形态载体,更是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物品。据他介绍,用电影胶片拍摄4分钟,需要花费1000多元,而一盘60分钟的DV带,只需40元左右,批发更可便宜到30元。价格,成为推动人们竞相用影像实现自我表达的首要力量。

  “有了DV,大众不再是电影的评论者、观望者,而是有机会参与进来,平等拥有了用影像自我表达的机会和权力,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跨越。”北京独立电影制片人仲华认为,DV首先是对长期被专业人士垄断的“影像霸权”的一种叛逆:低价格,让很多影像爱好者可轻易拥有,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;低技术门槛,拍摄者们甚至不需要经过专业训练,就可凭借天赋和对生活、艺术的感悟,拍摄出DV作品。

  尽管很多人认为DV不过是一项技术进步的产品,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,工具的变迁,必将使附着在上面的非技术性品质得以张扬。譬如:影像话语权、自由的思想表达、抵抗制度化的电影生产等一系列概念的浮现和流传。

  羊子说,追根溯源,电影学院那些没有机会拍片的在校生、毕业生,是DV浪潮的最初推动者,DV是他们“练手艺”、实现艺术理想的最易行方式。之后,DV普及民间,成了影像爱好者自我表达的工具和通道。

  仲华说他自己就是一个例子。在北京当了十来年兵的他在军队时是个放映员,那段经历让他对电影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复员后,他没有回家乡,而是进了电影学院学习摄影,毕业后成了“独立制片人”。目前已用DV拍摄了4部记录片,其中一部还获邀参加多个国际影展。

  这股蓬勃兴起的民间力量向官方制度化制作权威发起了猛烈挑战。羊子说:“DV影像运动”打破了旧秩序,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。

  “人人都有表达的欲望,都想倾诉自己受到震撼的内心世界。而时代和社会的沧桑变迁,提供了更多素材和令我震动的场景、事件,让我有更多表达的冲动。”北京独立制片人冯晓颖在谈到影像表达的原动机时,她更多把自己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。。

  《斥力——码根码》是冯晓颖一部成功的DV作品。那是1997年冬天,整个北京城的电线杆、立交桥下、胡同的厕所里,都可看见用黑色油漆书写的三个大字:码根码。这引起了很多人注意。它的始作俑者是一位年逾六旬的退休物理老师,为解决诸多不会使用电脑者的烦恼,自创了这套“码根码”汉字输入系统,并以破坏城市环境的方式进行“宣传推广”。

  冯晓颖说,“码根码”是否具有救赎面临被信息时代淘汰的一群人的力量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透过这件事,她看到了时代的变迁,体会到了社会转型期身边形形色色小人物的无奈和辛酸。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辛酸的,都有很多故事值得记录。DV给了我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。”

  “我想,很多人都有过那样的瞬间:当你走在街上或是坐在汽车里,一个一晃而过的场景让你感触很深,你会不由自主地希望把那幅画面定格,永久记录下来。”在自由撰稿人王墨眼里,DV给了他以影像的“春秋笔法”书写历史的平等权利,而这以前,这种权利只属于官方和少数人。

  王墨讲了他经历的一个有趣场景:买DV机那天正好赶上中国足球队冲击世界杯成功,广场上人山人海,聚满了狂热、兴奋的人群。一位身裹红旗、激动万分的球迷跑到广场中央,把一面红旗铺在地上,像表演行为艺术似的,跪下“啪啪啪”拼命亲吻红旗上的五角星。这时候,人群中又出来几个大老爷们,抱着亲红旗的那位球迷,在他的光头上也“啪啪啪”地亲起来。

  “那个场景挺可笑,也挺感人,平时绝对看不到。现场就我一个人有DV,把这难得的一刻记录下来了。这以前,只能由电视台来拍。如果没有DV,老百姓能把这些有趣的东西记录下来吗?再过几十年,这些可都是真实又珍贵的历史记录啊!”

  汤笑眉站在站台边,等待地铁经过。她手握一台小巧的DV, 正准备拍摄地铁风驰电掣进站的镜头。“就像《黑客帝国》中那样的。”

  酷,是汤笑眉对DV的唯一认识,她甚至不知道DV的中文意思:数码影像。可这并不妨碍她做一个时尚女孩:“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都有这种机器,有人拍了到泰国旅游的片子,拿到班上给大家看,真是酷呆了。所以我也让老爸买了一个,拍点有意思的东西玩。”

  被很多人奉为“艺术精神”的DV,在汤笑眉眼里,不过是与流氓兔挂件、流星花园画报、韩国大脚裤同等性质的物件,是他们借以展示前卫、新潮以及标榜个性的时尚符号。

  曾有媒体调查得知,28%的人认为,DV的最大意义在于“为时尚媒体提供新鲜素材”,仅次于“打破电影话语权的垄断”这一选项比例。作为一种新产品,DV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:进行艺术创作的新工具;新式的、时髦的电子消费品。

  DV的时尚化趋势却遭到了来自电影艺术膜拜者的嘲讽和抨击。圈内流行着这样的批判句式——

  在这样的语境里,DV成了“过时”、“恶俗”、“文化品位低下”的象征,成了一个与“愤青”一样损人的名词。

  大众化使用会让DV丧失批判精神 这不过是把DV看作一种艺术品类者的思想乌托邦。事实上,历史上任何一项技术革新,其最终指向都是更为广泛的人群。

  北京独立制片人薛长青认为,工具性是DV的本质,它可以为任何人所拥有,而非电影制作者专属。就好比一盒颜料,普通人和绘画大师都可以用它来作画,最后是涂鸦还是世界级名画,是另外一回事。时尚与艺术并不是对立的,它们各行其是,真正的艺术是可以分化并沉淀下来的,人们没有必要去反对它的普及。

  “DV的要义在于打破了影像垄断,促进了电影的民主化进程。而民主的本质就是让人人都有权参与,它保证事物的低度而非高度,我们不能忘了这个基本原则。”薛长青说。

  Digital Video缩写便是 DV,意即“数字视频”,是目前技术上最成熟的民用视频产品。1997年,第一款DV在日本问世,很快就以其小巧、便捷、价格便宜等特点而风靡全世界。

  与其他摄录设备相比,DV体积更小,轻便易携;录影时间更长,使用6.35mm带宽录影带可录60分钟,有LP模式的可延长拍摄时间至带长的1.5倍。

  性价比高是DV的最大优点。它的画面清晰度高达500线以上,相当于BETA摄像机和DVD的水平。后期影像编辑也十分方便,可以通过数字信号的传输在个人电脑上进行后期制作。目前市面上有高、中、低三种档次的DV机出售,价格分别在30000元、20000元及10000元之间,录影带价格从30至200元不等。

  ●Adobe Premiere视频编辑软件:一种可以在家用电脑上运行的视频编辑软件,其功能可以和专业非线形编辑软件相媲美;

  民间DV作品无法走进公众渠道进行播映,是政策上的偏见和自身缺陷的综合结果

  2001年对诸多DV影像工作者来说可用四个字概括:悲喜交集。这一年里,发生了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:中国第一部用DV拍摄(转胶片)的影片《海鲜》,在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之一的威尼斯影展上获评审团特别奖;中国第一届独立影像节在北京举行,一直处于“地下”状态的大量DV作品浮出水面,其中不少还得到了来自主流评论界的肯定。

  然而,正如紫霞仙子在《大话西游》里那句“我猜得到开始,却猜不到结局”的经典名言一样,两件事最终的命运都不甚美妙:《海鲜》因为没经国家电影局审批就参赛而被禁止公演;影像节的最后一天,组织方收到有关部门勒令终止展出的通知,不得不仓促撤出北京电影学院,转至一汽车影院完成全部播映。

  两个事件让所有寄望通过DV抵达主流话语圈的影像爱好者们,经历了从波峰到波谷的悲喜两重天。他们不得不承认,现实仍是铁板一块,民间影像要得到官方认可,路途还相当遥远。

  一位美国电影学者说,任何国家都会为其提倡的意识形态设置一个过滤系统,不过所持的标准和程度不同罢了。中国当然不会例外。在许多创作者眼中,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无疑极其严格,尤其在内容方面的诸多限制,使以个人表达为主要出发点的DV作品很难通过专家委员会审查。另一个播出渠道电视台也一样,有专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把关、筛选,不符合要求的自然被排除在外。

  而DV,从诞生伊始就作为个人话语表达工具,担负了反抗影像霸权的“斗士”任务,那么在题材的选取上,注定与官方标准有所不同。譬如体制内拍摄者鲜有触及的同性恋、吸毒者、三陪小姐、行为艺术等较为边缘的内容,往往成为个人创作者好奇目光探寻的重要所在。最近一部极火的DV作品《盒子》就以同性恋为主题:两位全身赤裸的女孩,坦率地面对镜头,讲述她们对人生和爱情的理解。这部好评如潮、入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片子,当初在某大学播出时,被一教授斥为“低级”,遭到有关部门查禁。

  而不少DV作品在叙事手法上还欠成熟,倾向于自恋、颓废、支离破碎、梦呓似的表述方式,也很难符合审查者的一贯趣味。

  与官方话语体系不符,使得DV不可避免地成为体制外的逡巡者。目前,民间DV作品只能在小圈子里传播,酒吧、大学是主要播放场所。送到国外参加影展则是谋求为公众所知晓的高级途径,第五、六代导演曾经上演的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现象,如宿命般在“DV一代”身上延续,DV这种本不具有任何属性的工具,也在这种语境下被打上了“地下”的烙印。

  作为个人表达工具,DV让影像爱好者获得了话语自由,然而,作为一个群体,它仍然为传统权力所约束。公共播出渠道的限制,成为DV作品发展的最大瓶颈。独立电影制片人薛长青说,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作品,应该由拍摄、制作和公开放映三部分组成,最后一个环节的中断则会带来两个问题:一是无法回收付出的成本,给个人造成经济上的压力,使拍摄难以为继;二是电影作品是在观看中获得生命,没有观众的参与,作品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。

  北京实践社负责人羊子说,除不能公开播映外,国家对民间DV作品的私下流动一般采取默许态度,这给了DV影像艺术以发展空间。目前,创作者们开始致力于以自己的方式和渠道进行“自救”。一些民间社团对DV的推广和传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譬如实践社就曾发起中国首届独立影像展,使得DV拍摄者凝聚成中国影视创作的一股后起力量。据透露,第二届独立影像节现已在筹备之中,计划选取一文化底蕴厚的省会城市召开,并力争当地政府的支持进行“合法”播映。

  DV也在不断自我修正完善中展现出的蓬勃力量,开始引起主流媒体的注目。中央台、北京台等都曾购买一些优秀的民间DV作品播出,香港凤凰卫视还专辟DV栏目,为体制外的创作者们提供极佳的播出平台和一定的经济回报。所有这些,也许能给新生的DV一个未来?

  《老头》(杨荔钠),获日本山形电影节“新亚洲潮流”单元优秀奖、法国真实电影节“评委会奖”;

  《海鲜》(朱文)获2000年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、第23届南特电影节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奖;

  《回到凤凰桥》(李红)获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“小川绅介奖”,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特别提名;

  《铁路沿线》(杜海滨)获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“新亚洲浪潮”单元优秀奖,入选2002年柏林电影节;

  《不快乐的不止一个》(王芬)获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“新亚洲浪潮”单元优秀奖,参展新加坡国际电影节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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